每年兩會，在媒體上，代表委員們的發言不少，其中不乏不辯自明的真知灼見，可也有些論調顯得模棱兩可或令人費解。雖然代表委員們的觀點并不代表國家的決策，但經媒體傳播后，因發言者的身份特殊，很容易給接收訊息者造成誤解，以為這離真理已經不遠了，或至少是定論。事實上，只要是觀點，都要經得起推敲。下面，我們回放部分值得商榷的言論，用放大鏡仔細斟酌：

　　觀點一： 新高考改革方案會使農村考生更加邊緣化

　　回放：兩會期間，全國人大代表、廣東省中山紀念中學校長賀優琳在接受《南方都市報》記者采訪時提出，新出臺的高考改革方案，增加了語文、英語的權重，史、地、政、理、化、生等學科作等級考試。這樣的科目設置會使農村考生更加邊緣化，農村考生語文、英語學習條件本就差，先天性不足。

　　辨析：

　　改革中的問題用改革來解決

　　新高考改革方案是否會出現讓農村學生更加邊緣化的后果，關鍵取決于是否有與這一改革配套的措施：如果只改革高考科目，不去推進農村學校師資、課程建設，那么后果是可以預見的；而如果以推進高考改革為抓手，針對農村師資、課程薄弱的問題，增加對農村學校的投入，提高課程質量，那么，改革起到的是促進農村學校完善辦學條件，提高辦學質量的作用。這就要看地方政府、學校以怎樣的態度對待改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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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觀點二 ：教育導向改變，教育問題迎刃而解

　　回放：兩會期間，全國人大代表、貴州大學校長鄭強在教育改革專場訪談中表示，“比高考分數更重要的就是改變高考的評價價值，轉為對孩子幸福觀和人生觀的認可”，“如果有一天我們的教育導向，認為清潔工、挖煤工人也是成功的就好了”。

　　辨析：

　　社會偏差不除 教育偏差難除

　　鄭校長的觀點看似個個有理，但細思量卻值得商榷。比如，要求高考成為“對孩子幸福觀和人生觀的認可”，這話固然不錯，但要把這個要求操作化，成為可以衡量考生是否有資格進大學的指標，難度恐怕不是一點點。中國教育要樹立“清潔工、挖煤工人也是一種成功”的價值觀，不知道那些急于“用知識改變命運”的貧困地區孩子能否轉變過來？從小學、中學到大學，中國教育確實存在偏差，但這不完全是因為教育自身問題，更多的還是社會出了偏差，要在不消除社會偏差的情況下就消除教育偏差，說說容易，做起來就不那么容易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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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觀點三 ：早點工作 早點成功

　　回放：兩會期間，全國政協委員張鳳寶建議縮減小學和高中教育年限。張委員表示，如果能提前大學畢業，較早步入社會，就業機會和自主創業的機會就會增加，能為國家和家庭減輕負擔，同時積累更多的物質財富和工作經驗。

　　辨析：

　　縮短總修業年限不能張口就來

　　總修業年限的縮短，確實會產生張委員所提到的各種效益。如果學歷教育的絕對時間保持不變，這可以在高中階段以上教育普及程度進一步提高的前提下，通過人均受教育年限的增加而提高就業人口的勞動能力，也可以提高學歷教育絕對時間經濟效益，使個人、家庭、企業和國家受益。但我們要看到，修業年限縮短造成的直接影響就是加大了社會就業壓力。同時我們還要綜合考慮小學和高中的不同情況，這遠不是委員所提到那樣，是一筆很輕松的經濟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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