提要：社會機構、個體向學校辦學進行捐贈，是十分正常的，這不是學校在“化緣”、捐贈者在“施舍”。

    莫振高校長走了，留給親人、朋友、同事、學生的，是無限感傷、無限懷念。30多年來，他用微薄的工資資助近300名貧困生，使他們得以進入大學深造；又先后籌集3000多萬元善款，資助1.8萬名貧困生圓了大學夢……他一心為教育、為學生的精神令人敬佩，他感人的事跡也值得所有關心教育的人傳揚。

　　然而，究竟該如何學習莫校長的精神，如何傳揚他的事跡呢？目前，一些媒體仍然選擇渲染莫校長被稱為“乞討校長”、“化緣校長”經歷中的悲情色彩，這顯然需要仔細斟酌：校長“化緣”到底是因為政府對教育的保障力度不夠，還是這只是學校拓寬辦學資源的一種行為？如果原因是前者，那么應當大力敦促政府依法加大對教育的投入力度，政府職能部門失職的則該問責問責、該查處查處。如果原因是后者，則需要整個社會重新理解為學校辦學募集更多資金，是非義務教育學校校長的職責之一，而不僅僅從道德角度看待募集辦學資金的行為。

　　一所非義務教育學校的辦學經費，應該由舉辦者（公辦學校舉辦者為政府部門）保障，辦學者在舉辦者保障基本辦學經費的同時，還可以從學校更好地發展、學生更好地成長角度出發，拓寬學校辦學資源，尋求與社會機構合作，獲得社會機構、社會人士、校友的捐贈。比如公辦高中和大學，在國家設立國家助學貸款、政府助學金的同時，可以爭取企業、企業家、社會人士、校友在學校設立獎助學金，給學生提供更多的獎學、助學渠道；可以與企業和社會機構合作，在學校建圖書館、實驗室、生活中心，改善學校辦學環境。

　　簡單地說，就是在財政撥款保障教育投入的同時，學校必須拓寬辦學資源，不能完全倚賴財政撥款。在國外，財政撥款也只占一些公立大學辦學總經費的50%左右。其余的，則由學生學費、校友捐贈、社會募捐、學校經營所得。公辦高中也類似。

　　針對學校向社會募捐，整個社會也應建立其規范的教育慈善制度，形成良好的教育慈善風氣，社會機構、個體向學校辦學進行捐贈，是十分正常的，這不是學校在“化緣”、捐贈者在“施舍”。

　　一些學校為獲得更多的社會捐贈，還會組建專業的團隊，聯系社會機構、企業家，校友。在這方面，我國的大學近年來剛起步，但離專業化、規范化，還有很大的差距。目前，我國的一些高中也開始重視社會募捐，可很大程度仍然取決于校長的認識。另外，我國的學校向社會募捐在人們印象中似乎總與缺乏資金、貧困聯系在一起，仿佛學校辦學資金充足就不需要社會募捐�？稍趪�外，一些辦學資金充足的世界一流大學，照樣十分重視募捐，從學校獲得社會募捐額看，哈佛大學的校長可謂最大的“化緣校長”。

　　綜合來看，政府保障投入和學校拓寬資源是不矛盾的——政府部門不能因學校拓寬資源，就不履行投入、保障責任，非義務教育學校也不必全部依靠財政撥款。尋求社會合作和社會募捐，是學校辦學的常態，也應該是職業化校長的職責之一。如果這兩方面責任清晰，也就不存在“化緣校長”一說。

　　當前，正因為上述兩方面責任不清，既沒有明確政府的保障責任，以及職業化、專業化校長的職責，也沒有形成重視教育慈善的環境，才讓“化緣校長”充滿悲情的道德色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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